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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当年震动全国的野牦牛队境遇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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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1 10:10: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注:网上看到一篇,写的还不错,转过来。顺便说一下,那次北京之行后来的活动是我给他们搞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被掩盖的历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解决对于他们来说还算不菲的一笔回家费用。关于他们成立机构,也是我给他们出的主意,当然也有其他朋友给他们出主意,所以宣传防艾不是我的主意,但是继续做环保一是他们自己当时表示了强烈的愿望,二是他们确实可以做,所以我协助他们完成协会成立,期间给他们讲解如何搞协会,也拉着飞鹏等一帮朋友起给他们做培训,逼着他们落笔写出像样的文档,为了一些问题和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吵架,然后协会成立,在然后,还有很多的问题,这不可避免。我们很强调的一点,环保可以做,生活也要继续。但是往往鞭长莫及。

看到这篇文章,很感慨,05年的,5年前,还有人会问——“英雄们的现时末路,谁还能想起他们?!”,又过5年了,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怎么有人提起了!一些支持从当年的狂热逐渐转为批判,再到现在无声无息,唉!炎凉世态连无人区都逃不过!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批判,缺的是事实求是、客观理性且负责任的看待事情。这个世界没有神,也鲜有崇高,一切都是人们依愿而行。当年看到那些记者和拥护者用这些词语去包装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喊着这些词语,为他们举着光环的“他们”中,绝大部分会因爱生疑,疑而生恨,离弃他们,事实亦然。。。。。。因为往往用这些词语形容别人的人,他们都为自己的退缩备好了后路。

鸡血可以让你亢奋,但是这非常规的亢奋会害了你。


---英雄们的现时末路,谁还能想起他们?!

 (转载,希望大家关注那些勇敢的人们现时的境遇)

 去年十月,在西藏旅行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扎多的电话,说他们在西宁,正要去北京,是为了去反映情况的,因为他们在老家活不下去了。当时非常担心,可扎多是借别人的手机打的电话,没能说得更多,我又身在旅途,想帮忙又不知道能帮些什么。上访的路是好走的吗?这一段历史遗留问题哪会这般容易解决?

  2003年得知他们被清退的时候,很多人就帮他们呼吁过,也想过很多办法,可是没有能力解决。知道他们去北京的消息,都为他们着急,怕他们万一再惹点事出来,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能够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联系梁从诫,也许只有他老人家多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吧。

梁从诫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北京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长,在中国,民间环保工作太艰难,也就是凭着他个人的声望,还能为环保工作做些事。他为可可西里也做过很多的工作,从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的时代就开始了。所以他对野牦牛队的历史是了解的。

这段历史缘由说起来就复杂了,大部分的真相也已经很少有人敢说,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1992年,可可西里的盗猎活动日益猖獗的年代,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是索南达杰,总共的人员是四名。西部工委最初成立时上面给的职责是在可可西里这块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开发,为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挣钱。索南达杰前往可可西里调查时,发现这哪里还是无人区啊?非法淘金者早就把这里变成一个小世界。

最初猎杀野生动物的正是这些非法淘金者,他们最早猎杀的时候也只是为了食用,因为在这片无人区里一待就是几个月,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等都是他们捕食的对象。后来开始有人知道藏羚羊绒由于是制成“沙图什”披肩的原料,在黑市上可以卖得高价,便渐渐开始有人专门从事猎杀藏羚羊的活动。

索南达杰当即认为制止这些淘金、盗猎的活动,把这块土地首先保护起来才是当务之急,开发则是保护之后才能展开的工作了。于是,索南达杰领导的西部工委成为了一支抓淘金、反盗猎的队伍。索南达杰当时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的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前面。”没有想到,此话成真。

1994年1月18日,太阳湖畔,索南达杰在孤身与18名盗猎分子的枪战中,英勇牺牲,说其英勇,绝对不是套话,他最终保持的姿势是趴在雪地上举枪射击的动作,冬天的高原,他的遗体是冻硬在那里的,他的气势却也吓到了盗猎分子,一千多张缴获的藏羚羊皮留在那里,没有被盗猎分子带走,直到他牺牲,盗猎分子都没有敢靠近他。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缨,辞去了治多县人大常委和法制委员会的工作,重组西部工委,成为西部工委的第二任书记,招募了六十多人的巡山队伍,到可可西里继续与盗猎分子作斗争。西部工委的巡山队就是由他起名为“野牦牛队”的,扎马多杰说,野牦牛是其它动物的好朋友,平时是很温顺的,可一旦有谁要侵犯他的领地侵犯到他的利益,他绝不会罢休,一定会斗争到底的,巡山队取这个名称就是希望体现出这种精神。

扎巴多杰带领下的野牦牛队在反盗猎工作中屡屡立下赫赫战功,可是面对的困难和威胁也是巨大的。治多县原本就是个贫困县,野牦牛队员260元的工资还常常发不出来,甚至拖欠一年之久,巡山用的车的油费、甚至吃饭的钱都不够。有几个野牦牛队员私自卖了缴获的藏羚羊皮,这也成为野牦牛队最终被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可可西里开始出现多头管理的局面。一方面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另一方面则是属于地方政府的野牦牛队,巡山、反盗猎的工作仍然是由野牦牛队在完成。

1998年9、10月间,扎巴多杰前往北京,参加一些会议、讲座,和一些民间环保团体及人士接触,寻求对野牦牛队的帮助。其间,扎巴多杰说了一句话“县里拿不出钱,不是不拿,是真的拿不出,连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他怎么搞呀?现在搞这个机构那个机构的,拿了钱不办事,我们做事的没有钱,我心里就是有些不平衡!”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在从北京辗转回到治多县的第二天,在家中,一颗子弹近距离穿头而过。死因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当时的技术鉴定结论是自杀,没有人相信的,现在有的说是被盗猎分子所杀,有的模糊地说是意外死亡。

第三任书记梁银权上任时,已是野牦牛队处于内外交困之时。

2000年底,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工委撤销,也就意味着野牦牛队的解散,曾私卖藏羚羊皮的队员受到了刑事处罚。二十几名野牦牛队员被归并到可可西里管理局继续承担巡山工作,可他们大部分人的编制一直是临时的,工资是正式员工的三分之一,最苦最累的活却是他们在干。

由于管理局和野牦牛队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而那一段时间两者之间有着极深的矛盾,这段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影响至今。

在管理局的人员面前不能提原野牦牛队,不能提扎巴多杰,甚至他们也从来不提索南达杰。可这是可可西里无法忘却也不应忘却的历史啊!

2003年的八九月间,突然听说管理局清退了这批原野牦牛队队员(只留下极少数的几个,大约是三个吧)。原野牦牛队的队员大多是95年跟随扎巴多杰前来继承索南达杰的遗愿的,在可可西里干了八九年,除了巡山抓盗猎分子,他们别的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有的把全部的牛羊捐给了野牦牛队,他们早都已经一无所有,管理局的清退行动无疑是当头一棒,把他们打懵了。

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有的是在可可西里留下的一身的伤病,甚至有终身残疾。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心理上没能接受这个事实,缓不过来,心态调整不过来,也就没法重新为自己定位,重新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还是待业状态,靠亲戚朋友的救济,靠借钱渡日。他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怎么走下去呢?

回到家乡待业一年多,终于在去年的10月借了钱,走了出来,去了北京,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说法。接到扎多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11月我再经过可可西里的时候,听说他们已经回到了家乡,没有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想来,北京之行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

今天突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记者在北京在原野牦牛队的那次北京之行时进行了采访,原来他们那次去北京的活动最终冠以环保宣传的名号,并做了一些讲座和见面会。由于职业的敏感,这名记者触摸到了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东西,决意要去了解那些眼泪背后的东西。

他踏上了前往青海格尔木、可可西里、治多县的路途。他采访了多名原野牦牛队队员。在他的报道里,我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和面孔,东周、仪嘉、陈永寿、宫保扎西......二十几个人,只有四人回去后重新找到工作,其余至今在家待业。

敢于重提野牦牛队,敢于把这些创伤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获得的是第一手资料,是最新动态,这是这些年来看到的唯一一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还是回避了很多敏感问题,比如扎巴多杰的死,比如管理局03年的清退,都说得含糊其词,我想他不是不知道,仍然应该是不能说。

我还是很高兴,终于有人敢于接近真相,我想,历史的本来面目总有最终说出来的那一天的。只是历史事件中的这些人,该怎么办呢?看着他们的现状,心酸心痛。藏羚羊得到了保护,那些曾经战斗在保护藏羚羊第一线的人呢?谁去保护他们?

在网上搜索着,寻找着,又看到了一些线索。他们到北京后应该是经人指点,提出要重建野牦牛队,当然,他们不再拥有执法权,但他们想重立这个旗号,成立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继续从事环境保护的工作,他们甚至提出要宣传防艾和环境保护,我反而困惑了,这是谁出的主意呀?难道一定要迎合主流才能获得生存的一线希望吗?

野牦牛队的功过都已成为历史,虽然我们不应忘却历史,却也不能沉溺于历史。现在我只希望他们能真正地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路。


背景资料:

  青海省的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无人区,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1992年以前,可可西里每年至少有2.5万只藏羚羊被非法猎杀。1992年,青海省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600张藏羚羊皮,但他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 遭盗猎分子袭击,中弹牺牲。
  1995年 5月,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要求辞职,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成立了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意在像野牦牛一样坚韧、勇猛、能吃苦。他们为保护藏羚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7年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管理局放弃了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的基础另行成立,曾任曲麻莱县副县长的才嘎被任命为局长。使命相同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和野牦牛队并存3年。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因车祸牺牲。梁银权成为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即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
  野牦牛队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几十起,查缴藏羚羊皮近万张。野牦牛队的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2000年年底,中共玉树州州委发文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名称亦不允许再被使用。2001年3月1日,青海格尔木检查院拘留了原野牦牛队的八名成员,罪名是曾卖藏羚羊皮,而“涉嫌贪污”。

  对环境和生态保护关心的人都知道,原野牦牛队干得很苦, 260元的工资还常常不能按时发,他们在第一线出生入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在冰天雪地里追捕盗猎者,经常只能用生牛羊肉充饥,有时甚至从车辙沟里舀出泥水解渴,他们是卖过少量的藏羚羊皮,那是因为饭都吃不上才卖的,他们没有捕杀过一只藏羚羊。卖羊皮是为生存,为能坚持巡山。其后他们进
行了深刻的检查,并已经作了严肃处理,1999年以后,他们没有卖过一张收缴的藏羚羊皮。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野牦牛队连生存都不能进行下去,谈何保护藏羚羊,这样不知又会有多少藏羚羊被猎杀。一位曾两度跟随野牦牛队巡山的电视台记者说:“管理局1997年成立,2000年才第一次巡山,还没有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而野牦牛队在资金匮乏又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做了那么多工作,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况且野牦牛队也在不断完善自己。”
  有些人就是自己不干事,又不许别人干事。对于野牦牛队这样一支顽强、英勇、耐劳的队伍,有些人就是以打击为能事,这种行为也过于卑劣了。请问一些拿着国家工资从事所谓的藏羚羊保护工作的人做得怎么样呢?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能遇到类似的事,活儿干的多的人不一定落好,而那些活不多干,而又能说会道的人往往得到器重。长此以住,使人人都变得圆滑而有心机,追求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工作,使整个社会逐步陷入惰性和缺泛活力中,办事扯皮拖拉,人浮于事,官僚作风,……
发表于 2010-12-12 16:49: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世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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